中国政改的必要条件和路径
丁礼庭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全世界公认的空前、伟大的成就，但同时也确实存在着许多“致命的”严重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屡禁不止、越演越烈的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而所有这一切致命的严重问题，都和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改革单兵独进、政治体制改革严重地滞后有关；而基本没有改变的集权体制造成的公共权力缺乏来自民众的有效监督和制衡，是造成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的最主要根源。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这样的一个瓶颈效应中，其它的一切改革政策和措施，都会因为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而失效，无论是中央调控房价、还是改善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中央的政策都受到强力的抵制，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事实都已经证实了一条真理：“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序地进行！在当前的中国，任何共产党缺位的改革和革命，都将造成全国性的动乱而产生全面危机。环视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其他的群体能够带领13亿民众有效实现中华民族3000年一遇的制度转型！毕竟中国的大多数“能人”（指有能力的人，和道德无关）都在党内。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能不能及时有效地启动和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将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复兴崛起的历史伟业，而且也将直接地决定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地位！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彻底地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只要一句话就能够概括：“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利益”，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对世界上所有政党都一样，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自从中国共产党创建起，就确立了这个党的纲领性的、最主要的、高于一切的原则和根本的宗旨。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利益，任何独立于人民群众利益之外的所谓的党的利益，实质上毫无例外地全部都是部分党的干部的个人的既得利益，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存在区别于人民群众利益的、存在于人民群众利益之外的党派私利！
在当前的中国，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不可能有其它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赋予民众监督和制衡执政党行驶公共权力，并以此来有效地制约党内腐败，才是维护执政地位的唯一出路。否则的话，缺乏来自民众有效监督的集权造成的严重腐败，以及由权力腐败造成的贫富二极分化和民众的贫困，必将彻底葬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已经是可以看得见的现实危机了！每年十几万起群体性事件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还不能震警共产党中央的决策者？
所以，中国共产党能不能主动地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中华民族3000年一遇的制度转型，将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实现复兴和崛起的历史使命！但是，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序地进行，但鉴于目前党内的“政改派”还没有占多数的客观现实，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必然取决于“大多数民众的觉醒和启蒙，并自觉地起来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并以此来倒逼中国共产党主动发起和领导这个的
环顾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许多重大成果，无论是包产到户还是私有制民营经济，都是先有民间知识分子及广大民众冒着违法责任，冲破传统束缚，首先取的重大成果后，再“倒逼”执政党立法承认既成事实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将再走民众“倒逼”执政党的历史之路！
无数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决定一个企业、地区或者国家的繁荣和先进性的决定因素，不是金钱和资源的充沛，而是“全员综合素质”！任何企业间、地区间和国家间的竞争，最终都会聚焦到全员综合素质的“人”的竞争上来！所以，什么时候中国国民能够重塑自立、自强、自卫、自信、自爱、自觉、自由之独立人格，什么时候中国也就能够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制度转型，并以此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历史使命！
完成教育和启蒙民众的历史性任务，就必然现实地落在先进的民主知识分子身上。就是必须依靠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书斋中走出来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当然不是“接受工农的再教育”，而是在为广大工农合法合理地维权和争取应得利益的同时教育和启蒙工农大众！在目前的中国，这种机会几乎遍地皆是，广大工农急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他们合法合理地维权和争取利益。但是对普通知识分子来说，却很难去做，为什么？做这事不但需要人格道德、更需要知识，尤其是法律和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经济基础，也就是需要有钱。因为这种为工农维权和争取利益的工作往往是，不说必全部，大多数都应该是“志愿性无偿服务”，否则这事情做不好，而且容易产生“目标上的异化”！所以我非常希望那些在国外的民主人士，与其像现在这样在国外为中国的民主事业“隔空呐喊”，（我实在是不忍心用“空喊口号”来形容。）还不如回国脚踏实地地、合法合理地在为工农维权和争取利益的同时做深入细致地做教育、启蒙和发动工农的工作。他们都具备这种知识和经济上的条件。当然，国内有条件的先进知识分子，尤其是律师们，应该尽量地多做一些工农迫切需要的、有巨大影响力的志愿服务。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以人为本、法律控制、全民共识、上下互动、公平透明、统筹兼顾、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总体原则。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必须确立“人民利益高与一切”、“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普世价值观。并以此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和总原则。
所谓“法律控制”，就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过程都必须在法制的范围内、在法制的控制下进行。当然也允许打擦边球，尤其是必须允许打传统意识形态方面的擦边球。更重要的是法律控制是避免动乱的必须条件，而避免动乱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效的前提条件。
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法制先行的话，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强行通过普世的“阳光法案”——公务员个人及其相关家属的财产必须公示！必须强调的是“公示”，而不是“上报”！并以此来重新凝聚“民心”！客观地说，“阳光法案”能不能通过并实施，可以说已经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性启动的标志了。甚至可以这么说，“阳光法案”缺位的任何改革措施，都不是实质意义是的政治体制改革。出于能够使阳光法案快速出台的妥协，甚至可以采取自愿和强制相结合的方式：从某个时间段开始，腐败行为将从严惩处；从那时起，凡是新的职务提升者必须按法律规定公布个人和相关家属的财产，在发布晋升任命前先征求个人意见，本人可以选择拒绝公示财产而放弃晋升，但前提是到年龄必须离职，在一般情况下，（没有严重罪行和民愤）政府默认他个人财产的隐私权。这样，要不了几年，“阳光法案”就能够普遍地执行。
所谓“全民共识”，就是完全、彻底地放开言论自由，有计划、有步骤地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主题进行充分自由、自主的全民大讨论。通过民众自由、自主的大辩论，在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全民共识”！人类的历史实践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任何社会巨大的发展和转型，都必然地先有思想、文化和理论上的启蒙、解放和变革，才能在创新理论的指导下从事创新的实践，才能够孕育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正因为先有诸子百家的先秦的文化繁荣，才会有秦、汉的一统天下；先有了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才会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戊戌变法为辛亥革命实现了思想开拓，五四运动又为北伐战争进行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新中国的诞生创建了理论基础，而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大讨论，又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上的全民共识。在当前改革开放发展到又一个关键时刻，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之前，同样也需要通过思想解放、文化启蒙和学术理论大普及来取得“全民共识”，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思想舆论准备，并结合政改实践总结出能够有效地指导进一步政改实践的理论体系！在这里重要的是必须解除民资进入传媒领域的禁止，彻底地开放新闻、言论和出版自由、补上新闻立法也是必要条件之一。
所谓“上下互动”，就是上面说的，在党内“政改派”还没有占多数的情况下，民众自觉、自主地起来争取自己的民众权利和经济利益，在形成既成事实和发展成果后，“倒逼”中央决策者立法承认，并进一步争取执政党主动地承担起领导政改的历史重任！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先进的民主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在合法合理地帮助工农维权和争取利益的同时，教育和启蒙工农，进一步推动形成政改的全民共识，并以这种正确的理论来指导民众争取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实践。！
所谓“公平透明”，就是强调政改的“程序公正”！整个政改的过程，也就必然是社会各个群体利益重新调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必须坚持“人民利益高与一切”、“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普世价值观和总原则，还必须坚持“程序公正”！应该在追求目标公正的前提下尽量避免“程序公正”方面的瑕疵！更不能过于急躁地为了急于追求“目标公正”而牺牲“程序公正”，因为如果没有“程序方面的公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正结果”！
所谓“统筹兼顾、循序渐进、逐步推进”，就是既不能某个方面“单兵独进”，甚至也不能在“整体上急躁冒进”，当然更不能“原地踏步”，而是必须“碎步慢跑”式地持续推进。也就是说，在实行阳光法案和取得基本的全民共识后，再逐步地推进福利体制的完善，结合开放包括工会在内的民间组织，借助工会的集体力量来解决民生问题；并进一步完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制衡和司法独立，在司法内部建立警、检、法及律师之间的权力制衡。当然还必须逐步地修改和完善包括宪法在内的整个法律体系。而开放党禁、保护反对党的权利和实行全民普选，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一跳”！当然教育、医疗和文化方面的改革毫无疑问地必须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同步推进。
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实在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实质上启动，其它的一切小修小补、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措施，都会因为遭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而失效。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瓶颈不能突破，那么中国不但不可能存在巨大的社会发展空间，甚至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内立刻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必须审时度势地明白一个客观的现实：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维护执政地位的唯一出路，否则的话，因缺乏民众监督和制衡的集权造成的腐败和贫富二极分化，将彻底葬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已经是能够看得到的危机前景了。
2011年12月23日
后记
这是我2011年年底写的政改评论文章，现在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在二年半后的今天，再拿出来发表，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2014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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