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到西方国家出于怜悯而对中国进行的投资,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人都是心知肚明的,甚至有乞求国外资本来中国投资的意味。而且每一笔外来投资,都被当时的官员视为足以向外界吹嘘的政绩,甚至上至中央都一个劲地鼓励招商引资。稍微有点记性的人,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没有错吧。
08年的经济危机,全世界都把中国当救世主,主要是因为中国率先搞了经济刺激计划。说来也巧,就在中国决定经济刺激之前,我还呼吁大家改变经济的思维,希望大家意识到货币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在中国搞的那几个定向刺激之后,我还说过,虽然我不认同这种偏心的做法,但有刺激总比没有的好。当时好像还有人讽刺说,是“就是猪”还是救世主。
之后,我多次提到不能搞这种偏心的面子工程,针对那种靠提升银行利息的搞法,不停的批评,甚至到了开骂的程度,当时就明说,提升利息就是找死。因为利息的提高,只会让既得利益群体获利,让那些没有投资实业的懒人们获利,再加上当时又提出什么收入倍增计划,大张旗鼓的提升最低工资,这样一来,伤害的只能是实体经济的创业者的利益和信心。并以警告的形式提醒中国政府,不要以为中国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是你政府说了算,好事都由你政府做,负担全都由做企业的人来扛,并明说了,企业主扛不住的时候会直接跑人。然后大家都知道,出现大量的企业主跑人的事情,最后由政府出来当和事佬。
政府出台措施,一定要考虑当前的客观情况,不能为了提振信心,说一些完全办不到的事,说一些自相矛盾的话,更不能光给自己脸上贴金,而把所有责任推给那些踏踏实实做事的人。
此外,这里既然说到了西方国家曾经出于怜悯帮助过中国,而中国除了输出廉价产品,算是一种形式的双赢外,并没有做过足以让西方世界感激的事情。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再成功,也是没有资格骄傲的,更不用说颐指气使的批评西方的经济问题。想要真正挺直腰板说话,那就要用一种不是由西方主导的经济模式来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这样才能让西方人真正的尊重中国。
换句话说,以西方经济模式,中国赚了再多的钱,也不算是成功,顶多是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多也就是个优秀的学生。如果按孔老二的儒教说法,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面对西方,一辈子别想抬头做人。还好,现在的儒教已经有开始受到西方抵制的迹象,否则,等西方学得跟中国的某些犬儒一样,说不定还真把中国当亲儿子呼来喝去了。
还好,西方即便当初的某些投资带着怜悯的成分,但大多数西方投资者都不是慈善家,都是奔着利益而来的,行贿公关之类的破事也干过不少,给他们机会理直气壮的说自己是多伟大,他们也没那个自信。但是,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个例外,是比尔盖茨,不管其本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总之是默许了中国人进行WINDOWS系统的拷贝,而这一系统推动了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普及,使中国的经济模式和大多数人的眼界得到了质的提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只要有机会,就一直说应该以具体的形式回报微软公司,甚至希望国人能够对美国表达谢意,当然对美国的谢意的原因包括但不止于微软等美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或间接的技术支持。
说到这个地方,顺便一提,在高铁技术上,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中国都应感谢日本的高铁与中国的合作,以及其示范效应。虽然高铁技术从形式上看,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但如果没有欧洲、日本的高速铁路的成功案例,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基本上不可能冒险搞这方面的研发,因为真实的尖端型研发,实际上成功的案例往往只是极少数。高铁也只可能是在中国知道国外有成功案例的时候才敢于去研发,而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国是在跟日本合作搞出了动车组之后,才开始自行上马高铁项目的,这样实际上很难自证清白。而且很多时候,技术就是一层窗户纸,不捅破之前,你花再大的人力财力和时间,都未必能搞明白,而一旦捅破,借鉴这个技术的核心原理,搞一些改动,让这个技术以全新的样式出现,往往都只是非常简单的事。而没有作为开拓者的身份进行研发的人,永远不会明白开拓者的工作有多么艰辛,以及将一个全新的技术导入实际有多困难。
完全的研发过程,是包括全面的评估、性能测试、同类对比、疲劳测试、市场调研、材料选定、外形设计、力学设计、人体工程设计等等工作的,而仿造者则相当于完全跳过了这些工作,直接引用别人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仿造者的成本低于原创者,是很容易理解的。要我说,既然中国高铁实际上无法自证清白,那何不换一种方式做事,以减少非议呢?那就是不管什么高铁项目,能拉上日本的,就拉上日本一起搞,明摆着就是让日本分享好处,免得让人说闲话。此外,这样的做法,能表明中国学了你的技术也不会让你吃亏,甚至是帮你赚更多的票子,有了这个示范,其它技术就会有更大的意向提供给中国,毕竟技术开发出来,很多本就是为了赚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