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之变｜本地娱乐圈：技能期间的追星体验

中国大陆娱乐财产比年来发展迅猛。本土娱乐内容受到接待，观众与市场界限渐渐清楚，“本地娱乐圈”（简称内娱）的概念横空问世。热衷本地娱乐的粉丝，被称作内娱粉丝或内娱饭圈[1]。

风趣的是，内娱并非外界贴上的标签，而是粉丝自创的概念，因而表达出肯定的自我认同。内娱热闹也怪诞——事无巨细都占据网络热搜，牵引着公众的留意力。内娱给人“娱乐至死”的即视感，我们对它感情复杂，嬉笑而后怒骂。

在我看来，内娱报告着如许一个故事：在强技能与强市场的扭力下，中国的网络世代怎样探求并构筑（或解构）本身的生存方式、审美范畴与文化身份。

追星文化由来已久，在天下各地也有差别风格和特点。当下围绕本地娱乐圈睁开的追星则布满了新的动态，可算作一种“中国式追星”。内娱的运作方式实则反映了平台期间的文化生产特性，照射出今世的社会文化生存境况，也酝酿着新的道德和代价准则。如是，内娱是一个肌理丰富、布满动态的期间文化景观。

对文化研究者、行业观察者以及市场分析者来说，内娱都可算作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个案。本文接下来实验梳理一下内娱及其饭圈的重要特点。

1）内娱：文化地理新认同

在主流话语中，本地指除港澳台地域以外的中国国土。本地娱乐圈现实大将“中国大陆地域”标示为特定的范围，与西欧、日韩、港台等文化生产中央在地理上作区分。西欧是环球强势的盛行文化输出地，对大陆观众有显见的影响（如好莱坞大片）。只管西欧娱乐工业水准较高，但由于文化、语言、政策等因素，与最大多数的中国观众仍有间隔，因而属于小众利基市场。

改革开放后，对大陆观众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香港、台湾地域的盛行文化。从邓丽君、罗大佑到小虎队、周杰伦，从金庸、琼瑶的文学原著到影视改编，从港产影戏到台湾综艺与偶像剧——这些娱乐内容修建了70后、80后的芳华文化梦乡。但港台盛行文化的影响比年来徐徐弱化以至消散殆尽，成为一代人怀旧凭吊的文化影象。

近来十年，日本、韩国的娱乐对中国本地的影响尤为显着。此中韩国娱乐生产模式不停是中国娱乐业学习效仿的对象。比方，以东方神起、Super Junior、Big Bang及BTS为代表的韩国男团，以及在韩国受训的归国四子，先后在中国大陆受到追捧。直到本日，热衷日、韩娱乐的中国粉丝数目仍旧非常可观。

在地理区隔之上，内娱也表明独立的文化与审美尺度之创建。这两年，中国大陆的娱乐生产探索出本土化计谋，推出大量本土艺人、偶像团体、IP、综艺、影视音乐作品。粉丝群体激增的同时，更发展出一套观看、评价、到场本地娱乐的尺度和方法。

TFBOYS

好比，2013年成团的TFBOYS，经过期间磨练已成为当下最乐成的艺人。TFBOYS作为偶像团体，在审美、风格、运营上与韩团区别很大，可看作本土市场蛮横生长的另类模式。又如，大陆原创网络文学IP改编的剧集，收视招呼力极强，每每能推出顶级明星。随着“内容-观众”生态渐渐成型，内娱作为一个文化地理概念也渐渐清楚。

只管在许多话语中，内娱大概含有自我嘲解的意思，表露出对本土娱乐工业品格不佳、行业尺度缺位的品评。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内娱概念隐晦地指出中国娱乐工业摆脱外部影响、走向独立发展的汗青过程。与时尚范畴的“国潮”理念相似，内娱表现出在中国文化行业及粉丝群体中形成的新文化自我认同。

2）市场规模巨大

市场规模是内娱不可忽视的特点。据最新统计数据，年事在10到39岁之间的青年、少年网民占我国全体网络生齿的40.8%，约有5.72亿人[2]。青年网络用户是娱乐消耗主体，可以想见构成内娱粉丝的生齿基数很巨大。

据《2018年微博粉丝白皮书》统计[3]，仅在新浪微博一个平台，当年共有167亿人次关注娱乐明星，活泼娱乐明星粉丝人数到达7498万。在全部微博娱乐粉丝中，20到29岁的青年人占比到达71.2%，女性占比为61.1%。观察还表现，粉丝中有57.5%为整日制门生，76.8%拥有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学历高于互联网生齿的均匀程度。

粉丝规模大意味着内娱是一个巨量贸易市场。大市场包管了高投入的娱乐生产可得到充实的利润。当下娱乐生产的制作本钱攀高，同时娱乐内容吸引投资、广告的本领也更强。大概也只有内娱的市场规模才气支持起云云高本钱的文化生产。

值得留意的是，内娱粉丝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群体，在话语、符号、消耗等方面都有女性色彩。这意味着围绕内娱所形成的是以年轻女性为中央的性别差别化市场。在这个趋势下，男性偶像成为护肤品、彩妆、珠宝等女性消耗品的主力代言人。

3）被嵌入平台的娱乐圈

内娱的另一特点是深度嵌入网络平台。在许多国家，传媒公司和娱乐经济公司是娱乐生产的主导气力。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在娱乐生产上有极高话语权。互联网平台到场筹谋、创制内容，同时通过资源运作深入演艺行业的上卑鄙财产。好比，腾讯有互动娱乐（IEG）及平台和内容（PCG）两大奇迹群到场娱乐生产，在原创内容、改编、制作、运营、艺人经纪等行业实现一条龙式运营。在饭圈讨论中，粉丝常常谈判及“鹅选”或“桃选”等概念，以暗示某些明星与互联网大厂的资源绑定。

又如，互联网平台使用其技能机制引导粉丝到场数据化运营。在平台情况下，贸易投放结果可以被精准量化，从而优化广告投放的服从。平台机制资助品牌方与青年粉丝群体创建接洽，乃至直接形成购买关系。如是，平台将嵌入此中的内娱饭圈转化为一个定位清楚、反馈机制明白的消耗市场。

一些互联网平台会开辟迎合粉丝需求的功能。新浪微博就是最典范的案例，其“热搜”，“超话”，“广场”等产物都有很强的粉丝色彩。粉丝在交际平台上得到专属空间同时，也一定贡献更多数据和流量。在此流量成为一种串联机制，将粉丝、艺人、内容纳入同一个循环模式中[4]。内容生态和观众形成的是相对疏松的审美关系，而数据犹如粘合剂一样平常将两边封入一个完备的贸易闭环。

5）追星是一场比赛

内娱受数字平台和传统营销的双重逻辑构造，粉丝运动渐渐内化了贸易竞争模式，追星运动增长了“竞技性”。我以为本日的追星体验很靠近观看贸易体育比赛。

实在平台不但提供技能-贸易模式，也创建了新的技能-文化空间。以往各家粉丝聚集在较为封闭的网络论坛，以会员俱乐部的情势运作，相互井水不犯河水。但交际平台提供了新的“类缘空间（affinity space）”，它容纳力更大，多样性更强，答应差别深度的到场者进入泛文化社群。[5]平台空间客观上了增长追星的竞技张力：各路粉丝在平台上相遇，仿佛走进了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数据化成了共通的游戏规则。

比方，应援是饭圈的紧张运动，它是一种情绪表达，同时也是粉丝群体间的比赛。粉丝到场线上或线下应援，构造性很高，协同起来表达对偶像的支持（如刷弹幕、控评、打灯牌、户外广告）。在应援中，粉丝经常讲要给偶像“排面”。排面意味着有场面、有体面、谨慎而热烈的支持局面。这固然带给粉丝和偶像满意感，但同时排面也是做给路人和广告主看的，盼望证实自家偶像的代价，实在折射出的是贸易比赛的内隐逻辑。

在肯定时间内，娱乐圈的贸易资源有限，竞争者浩繁，可谓又一个典范的“内卷”之地。面临暴虐的贸易竞争，粉丝们不再仅仅夸大与偶像的情绪接洽，也试图与偶像创建战略互助关系。本日，越来越多粉丝把本身定位为“奇迹粉”——以推动偶像奇迹发展为重要目的的粉丝脚色——并以此为傲。

6）更复杂的构造与举措

险些全部的社群都会演化出独有的表达与举动模式，以之构建界限，维系身份。在这一点上，内娱粉丝不是破例。比方，内娱粉丝的表达包罗许多暗语、特定句式及文体。这些粉丝符码对内意义充沛，对外则显得令人狐疑。内娱粉丝会形成一些或疏松（如粉丝谈天群）或正式的构造（如后盾会）。

从以上形貌可以看出，内娱粉丝属于典范的粉丝社群案例。但在平台情况下，内娱饭圈的构造和举动更加多样复杂。比方，为了应对在复杂贸易情况下的饭圈竞争，粉丝后盾会在构造层面比以往更复杂、机构化层度更高。任意看看某个明星后盾会，就可找到网宣、数据、筹谋、财政、人力等构造部分。

在个体层面，内娱粉丝是积极的文本“盗猎者”，他们追踪官方生产的内容，但更看重粉丝自创或修改的衍生作品（如精修图、同人文、视频混剪、饭制周边）。粉丝通过社媒体沉醉粉丝文本流，并在创作、散播、讨论中劳绩文本快感。这种趋势颇具有“后当代”特性——在“拟像游戏”中天生意义，从而含糊了原初作品与复成品的边界，也消解了根源性的弘大叙事[6]。

粉丝还广泛到场数据运动——通过大量人工劳动改善平台的数据指标，以增长偶像可见度，进步正面评价，低落负面评价，并终极证实其贸易能量。据学者尹一伊分析，粉丝徐徐将数据到场当作是追星的通例化运动。在平台的推动下，他们渐渐习得内化数据与算法的运作思绪，将数据生产转换为新型的情绪拜托物或情绪体验[7]。

追星粉丝利用手机照相

7）饭圈多争端，是辩论也是协商

平台空间使得粉丝间横向接洽增强，但也增长了差别粉丝社群之间的摩擦，经常引发论争或辩论。在内娱追星，粉丝是偶像发展的紧张气力，因而团体上得到了更大的话语权。这又制造了粉丝群体与平台及经济公司之间的抵牾。

辩论具有两面性，它大概粉碎秩序，但也是酝酿新共识的过程。在多方交换中，道德和代价原则不停被重塑，比方饭圈内部常常反思“私生饭”题目，辩说“积极、气力、荣幸”的关系。近来，不少选秀出道的男偶像爱情曝光，于是人们纷纷讨论偶像到底有没有爱情的权利。思量到有些选秀偶像出道依靠粉丝的劳动与款项，那么情绪之外，“爱情”到底有没有粉碎某些未被言明的贸易左券呢？不丢脸出，内娱饭圈的代价体系中参杂了许多贸易伦理考量。争端是感情激动，但每每也触及娱乐背后的社会构成。

8）一种生存方式的创建？

只管人们感觉内娱饭圈多争端，但现实上追星群体已形成为广泛而共通的内部认同。由于追星人群以年轻女性为主，“追星女孩”成了被广泛担当的自我称呼。在一样平常来往中，追星女孩以“姐妹”相当；对粉丝社群贡献较大的粉丝（通常是文本产出者），则被称为“太太”。这让我想到“篮球少年”或“电竞少年”等青年男性兴的趣群体，他们常常常常以“兄弟”相当。在此，追星成了一种有女性色彩的休闲和爱好。

假如说内部认同提供了广泛的情绪联结，平台的参与则让追星有了不少新的实践和构造方式。换言之，追星的“可操纵性（operationality）”加强[8]——粉丝不但仅是挑剔的“读”者[9]，在追星一样平常可“做”的事变愈加丰富。好比，本日的粉丝必要频仍地利用交际媒体以追踪行程或制造数据，粉丝之间互换“无料周边”，在线上结交或奔赴线下运动等。移动交际媒体让追星的操纵变得更加轻易，也与一样平常生存更加和谐兼容。一个工作繁忙的上班族，大概一个必要照顾婴儿的年轻妈妈，也有时机连续维系本身的粉丝身份。

云云追星有时机发展成为一种生存方式。生存方式本质为一系举动风俗和选择偏好，但这些举动和选择反应了特定人群或阶级的状态，蕴含着独有的代价和道德。生存方式不是孤立的举措，而是与别的一样平常运动相互嵌套的实践。从这个角度看，围绕内娱所睁开的生存方式已从一种亚文化式的爱好变化为颇具布局性意义的社会实践。

 

解释：

[1]本文所讨论的娱乐内容指市场最大化的盛行文化文本，包罗但不限于下列文体：电视剧、电视综艺、网剧、网综、贸易影戏、盛行歌曲、盛行小说及网络文学等。

[2]数据泉源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态统计陈诉》

[3]这里的统计数据包罗全部微博上的粉丝，主体为本地娱乐圈粉丝，此中也包罗韩日西欧等别的娱乐圈的粉丝。

[4]Zhang, Q., & Negus, K. (2020). East Asian pop music idol produ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data fando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4), 493–511. 

[5]吴舫.(2020). “何以为家”？贸易数字平台中的同人文写作实践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第11期

[6]Azuma, H. (2009). Otaku: Japan's database animal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7]Yin, Y. (2020). An emergent algorithmic culture: The data-ization of online fandom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4), 475–492. 

[8]Lash, S. & Lury, C. (2007).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9]见John Fiske对粉丝作为“过分的读者（an excessive reader）”的讨论